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,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,这完全得益于“早临证,跟名师”。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“枳实芍药散”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,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按当时他的认识,“枳实芍药散”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,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,“经方”之效力竟如此非凡。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,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,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,不断验证探讨,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,从而掌握其要领,加以发扬。
国医大师邓铁涛“寒”“温”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,外感发热病的论治,有“伤寒”与“温病”之分,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。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,对“伤寒”与“温病”无所偏执。以后在实践中,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,有是证而用其方,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,都能取效活人。如何看待“寒”“温”之争?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,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,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,以《伤寒论》为典范。但宋元以后,由于都市人口密集,水陆交通频繁,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,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,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,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,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。到了明清时期,经吴又可、叶天士、薛生白、吴鞠通、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,温病学说日臻成熟,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。从发展的观点来看,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,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。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,便可取代伤寒派,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——法与方,那是错误的。同样,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,杀人多于救人,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,也是不对的。他主张: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,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。1955年8月,他在《中医杂志》发表了题为《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》一文,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,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(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,刊于《中医临床》1980年第3期,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)。
“寒”、“温”到底如何合流?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。他从毛泽东的“两论”中得到启迪:理论之重要,在于能指导实践。“寒”、“温”之争,主要矛盾在辨证。在教材中,外感发热病的辨证,有“六经辨证”、“卫气营血辨证”、“三焦辨证”、“六淫辨证”,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,但在临床上,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,所以他认为“寒”、“温”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,从而提出了“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”的学术观点。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,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,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,亦是完全必要的。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,取长补短使之统一,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,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?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,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,于70年代初,先后发表了《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》、《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》等文,从历史发展、病因、病机、辨证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,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,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。《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》内容,于1971年编入《中医学新编》。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邓铁涛在所主编的《实用中医诊断学》中,将“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”的学术观点,更统一化、理论化地融会到“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”的章节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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